昨天鄙人第一次作为“嘉宾”，参加央视一个谈话节目的录制。话题是某北大毕业生在家串糖葫芦的事情。为什么请我去呢，是因为本人三年前曾作为“北大才子狗仔队”，报道过传说中最著名的北大才子——陆步轩的卖肉事件。

嘉宾仅我一人？哪里。前面说过，主题是那个北大小才子武小锋，不是老才子陆步轩。所以他们请来最早介入报道此武小锋的两位记者，是为主嘉宾。本人是为次嘉宾。按编导的意图，我过去报道过同类事件，时间过去三年，预计我会有一个较深的反思，而此次新北大才子失业事件我恰好没有参与报道，有一定距离感，看法会比较客观清醒。

这当然是他们的美好愿望。本人从事新闻工作五年有余，六年将满。刚开始时脑子只进不出，拼命往脑子里材料把脑子都快撑炸了，思想更是被挤得无影无踪。后来知道，写新闻就像用电饭锅烧饭，饭煮熟了盛起来，还得再把锅洗干净，不然下锅饭就没地煮了。三年过去，本人早将这一报道忘得一干二净。这时要我反思，谈何容易？

但我的脑子转得还是快。重新翻看报道，那些好玩的回忆又重新回来了，当时激动的心情，还有那些深刻的思想，它们，也都回来啦。

央视这个频道的演播室（我开始说成是“录音棚”，听说不对又改口成“摄影棚”，还是错了）在中华世纪坛下面，是个地下室建筑。从世纪坛屁股那里有一个口子往下走，像是进地下车库，下了很多个台阶，差不多相当于地铁的深度，我说央视的节目为啥老那么有深度呢，原来都是在地底下做的。

演播室就是一个大坑，顶上像迪厅一样，吊着许多灯，四周高高低低架了许多摄像机，靠一边是一块大电视屏幕和几块贴有节目标志的玻璃挡板。哥们介绍，央视这个频道的许多节目都在这里录制，“这里是对话，这里是某某会客厅……”他指着另一个角落里说，和主持人和嘉宾就坐在角落，有现场观众就在中间加几排椅子。看着这场地，老让我想起“焦点访谈里”曝光过的农村色情歌舞团搭的大棚。

简陋的不仅是演播室，有一间房里面装着镜子，说是化妆室，里面除了靠墙化妆桌和几个椅子外空空荡荡。一个扎马尾辨、穿幼稚牛仔裤的化妆师给嘉宾化妆。女同志比较哆嗦，男同志往脸上扑点粉就可以啰。但化妆师说我头发“太顺了”，也就是没型，他用手把头发用力往上撺，把我头皮扯得生痛，然后喷点嗜喱水增加硬度。

灯光打亮，几个人沙发上坐定。女助理工作态度极其认真，差点就要冒性搔扰的嫌疑，亲自动手伸到我衣服里穿耳麦线了，稍后又端来四杯水。“这不是道具，可以喝的。”她打趣说。但我对这句话要认真考虑一下，我化妆的时候注意到，女助理在桌边洗手池里用洗洁精费力刷洗杯子，似乎好久没用过了。

节目从一段录相开始，主嘉宾首先发言，讲述这次北大学子+糖葫芦事件的缘起，讲他怎么发现，怎么报道，怎么引来了大批企业和政府人事部门的目光，他又是怎么帮助这位性格内向的老实孩子找工作的。还有，他解释，录相中他为什么和孩子的父亲发生了争吵，那是因为，他帮孩子联系了某医院，但孩子父亲认为医院不够主动，“一个电话也没有，不考虑了”，非但如此，他还让孩子背着这家媒体到另一个城市，参加由另一家媒体组织的用人单位见面会。

不得不承认，我的脑子还是转得很快。新老两位北大才子的形象在我面前交相辉印，我从陆步轩最初面对媒体的茫然谈到几天后他面对媒体轰炸和大量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的热情相邀时的心态急剧转变，他们突然被媒体拖进改变人生命运的抉择时心中的焦灼和不安，以及他们对媒体力量的认识，对政府部门领导对于地方形象的顾虑。

一谈到政府形象问题，主嘉宾开始有些坐立不安了。

接下来放录相，在媒体组织下，一个庞大的企事业单位招聘团开始对小才子一人举行隆重的见面会。那场面可叫热闹啊！人们纷纷向孩子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争先恐后要把这位北大才子揽到怀里，令他分身乏术。我看着画面，感慨万千啊。看来北大仍然还是那个北大，才子找不到工作仍然还是才子。想想自己，当初还不是屁颠屁颠的四处递简历，也是，再牛你能牛过北大吗？

我高兴，我难过，我冷漠，我嫉妒，这下话就多了，都趴在嘴里争着往外窜。我说媒体的身份是就是记录嘛，你要参与到新闻事件中去干吗？最后搞得自己那么尴尬，好心办事还不被理解，这不是自己找抽？我说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媒体对北大干吗那么推崇，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什么便宜都让它占尽了，有个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竟然惊动了媒体来为他找工作。这年头就业环境那么差，那么多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外面颠沛流离的找工作，工资都快低过农民工，你用媒体力量帮一个名校毕业生找工作，这对他们公平吗？

其实，我还想说，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体的力量是谁赋予的？人民。如果称为第四种权力，这也是公权力的一种啊。怎么能这么不负责地滥用呢？

但这句话我最终没有说出口。我想到另外一种逻辑，相对而言更为真实，无法让人回避。他们是媒体，他们要报道新闻，制造热点，我也是媒体，也在经常制造炒作热点新闻，我有什么理由来质问这些呢？这位北大才子的内向木讷、不善言辞难道真是一种性格缺陷？并且严重到无法做好工作的地步？这种社会的用人心态又该经受什么样的检讨？他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四处求职无门，而现在达官贵人的孩子，又有谁需要找工作，学校还没毕业，好的工作等着他们呢，或者直接出国留洋，这难道又公平吗？媒体给这位羸弱的孩子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又有什么值得苛责的呢？

但我说出的话，已经让主嘉宾们足够紧张了，他们说，是的这不公平，但是……。哎呀，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

录了三个小时，嘴巴干得冒烟。结束后还要补录开头，主持人一遍遍介绍嘉宾的身份，中间还时不时被隔壁演播厅疯狂的锣鼓声打断，听说那边在录著名的“非常6+1”。然后主嘉宾们还要摊开报纸在演播室里拍照，利用这机会宣传一下自己。各位老友，难道央视就这么牛？

出演播室，一位主嘉宾问我，你是新闻专业毕业的吧。我理解她的潜台词是，我的一些观点，属于专业的要求，也许有些理想化，不适应现实的媒体运作。我解释说，这就好比你是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给困难的采访对象捐了1000元钱。你捐钱不是因为你是记者，而是出自你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同情心，而就记者的职业身份而言，你只需要观察、记录，完成你的工作，这就够了。

收工，吃饭。一位主嘉宾有些思想负担了，开始找主持人说话，说哪段哪段不要用了。主持的那哥们很理解地说，他压力很大的，报社新领导刚刚升上来，可不希望出什么事情。但东北人就是大气，一喝起酒来就顾不上了。我怀着真诚的歉意，敬了他两杯酒。

谁也没想到，刚开始吃饭，我们嚼了一下午舌头的主人公，知名北大毕业生、现辽宁一家私企员工，竟然和他的伯乐，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出现了！他们应邀到凤凰卫视做节目。董事长因为媒体的报道和这位北大才子接上了关系，又进而和媒体记者们接上了关系，他称在座的记者们为老师，称唯一不属于这一群体的我为“先生”。他称赞央视的这一栏目“收视率很高的，我外地的朋友都打电话给我说了”，他说“电视就是好，用事实说话，不像报社的记者，采访一通然后就自己的报上胡写”。同在报社的我和主嘉宾笑了起来，聪明的董事长连忙幽默地说，“不包括你们，不包括你们。”

这位董事长伯乐对他的千里马、我们这位幸运的北大毕业生是什么态度呢？我一直在饶有兴味地观察。结果是，伯乐和千里马基本上没有交谈。他一直忙着和在座的记者老师们兴趣盎然地谈电视（我当然被排除在外），并不断劝其中一位美女记者“多吃菜啊”，中间还偷偷出去过一次（后来知道他是去结账去了）。中间偶尔向他的千里马吩咐几句，你去让服务员加点水，你给各位帮助你的老师敬一下酒，你去找服务员拿几瓶酒来……